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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红卫兵大串联
作者:李金香  更新时间:2011-9-24
    一、修武县的红卫兵组织及其大串联
    继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修武一中很快兴起很多红卫兵组织,并开始走上街头“造反”,因为造反有理。但此时,修武各机关、厂矿、农村还没有红卫兵,1966 年8 月20 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横扫“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观念”等“四旧”乱揪乱斗所谓“牛鬼蛇神”。修武县一中的红卫兵组织受到影响,也在县城街头开始扫“四旧”,不少书籍被焚烧,剧团的一批戏装被毁,还有不少学生手掂剪刀,专门剪姑娘的辫子和窄裤。与此同时,一中校院和县城街头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到9 月下旬,修武县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县中小学校成蔓延之势,正常教学已难以进行,随着破四旧,批黑帮的不断深入,抄家之风开始盛行,抄家对象是“地、富、反、坏、右”等。修武县一中的许多教师家被抄,人被剪成阴阳头,游斗后被软禁。11 月,全县的红卫兵组织迅速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厂矿和农村。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在全县到处存在,有“反到底战斗队”,有“驱虎豹造反团”,还有“斗私批修司令部”等,各单位的负责人大都遭到了批判。1966 年9 月,在“斗私批修”号召的驱动下,修武县大批学生开始走出修武,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一些在外地上学的修武籍红卫兵,也回到修武鼓动“革命大串联”,到11 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 次接见全国1300 万红卫兵,修武县有200 多名师生和机关人员先后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在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各地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就地闹革命”的号召,要求外出串联的红卫兵迅速返回本地。12 月19 日,修武县委发出《关于学生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通知在农村参加劳动的修武一中高、初中学生,愿意返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应热烈欢迎,积极支持,任何人不得阻拦。同时要求外出串联的学生也要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各校学生热衷于大串联,很少有人返回,学校无一例外陷入瘫痪状态,机关工作也无法开展。当时红卫兵的大串联,属于革命行动,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无论坐车、吃饭、睡觉等都不需要花钱,一个人轻轻松松就能游遍全国,如修武一中的一名学生出门串联时,仅带了不足一元钱,三个月内走遍了全国十八个省,几十个大中城市。
    二、红卫兵接待站的建立及其接待工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修武县外出串联以及全国各地进行串联途径修武的人数逐渐增多。1966 年10 月30 日,根据上级指示,修武县开始建立红卫兵接待站。1967 年l 月,修武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在全县县、社、队三级层层设立“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途径修武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到这时,全国各地红卫兵的串联活动已由乘车改为徒步“长征”。北京、韶山、井岗山、瑞金、遵义、沪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是串联的热点。每天都有打着红旗,身背行装的红卫兵队伍途径修武到那些地方去。同时,修武县各个学校也有上千名的红卫兵散布在全国各地,行进在“长征”途中。
 为搞好接待工作,县委委员、副县长赵喜生亲自坐阵,先后5 次召开各级领导会议,进行研究安排,各公社党委也分别召开了公社党委、社直各机关领导和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与贫协主席会议,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据县档案馆资料记载,由县城到农村,当时设立的接待站分为三级:一级是县城站l 个;二级公社站8 个,其中重点站3 个;三级大队站l04个。建站后,县委第一书记郝名山,第二书记兼县长乔洪福、副书记陈修道、副县长赵喜生等经常深入到接待站检查了解,解决具体问题。同时,县城站还专门成立接待办公室,下设接待组。办公室除副县长、人委办公室主任参与外,抽调了粮食局、服务公司、县财委、文教科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分别担任各组组长。各社级站,分别由社副书记和副社长专抓。
    在接待工作方面,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要求和做法:
    (一)要求县立机关单位大力支持。县城站原来工作人员少,物资缺乏,不能很好地满足红卫兵的需求。经召开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后,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人员由原来的3 人增加到20 人,其中党员12 人,团员2 人,房屋由20 间增加到35 间。其它物资如红旗、语录牌、桌、凳、乒乓球台、电话机等在三天内均已妥善安排。
    (二)全民动手,搞好接待工作。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大队党支部分别召开县、社直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进行动员,讲明红卫兵长征串联的意义,做到家喻户晓,迅速兴起了全党全民搞好接待工作的热潮。如百货公司的营业员牺牲休息时间送货上门,亲手为红卫兵剪海棉垫,东水寨大队听说红卫兵接待站需要草苫时,连夜组织人员编织50 条,跑了15里路送到县城。又如:一天晚上,山西省一支长征队走到方庄公社山区时迷了路,遇到东仓村的一位70 多岁的老太太,她二话没说将他们送到大队部。还有城关学区的女教师,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带着针线到接待站,为红卫兵洗衣、缝补和刷鞋。
    (三)加强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提高接待人员的认识水平。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战线和岗位,有老有少,社会知识和思想认识不一致,接待站建立后,从县到社、队,对这些人员及时进行了培训,要求对红卫兵的态度必须热情积极,对红卫兵提出的要求尽力去办好,不能办到的,要耐心地解释,决不能有不正确的态度。通过理论学习,所有工作人员认识到对待红卫兵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大多数工作人员初步树立了“完全”、“彻底”为红卫兵服务的思想。
    (四)要求政治挂帅,把接待站办成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接待站刚开始时主要忙于解决红卫兵的食品问题,对突出政治,宣传毛泽东思想抓得不够。为搞好政治宣传工作,县里又专门成立了政治思想宣传组,设立阅览室。在政治宣传工作方面:1、建立阅览室、红卫兵学习园地和播音室。阅览室陈设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其他政治书籍以及报纸杂志,供大家学习。红卫兵学习园地除登一些简要新闻外,主要是设表扬栏,赞扬红卫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好的队和个人。播音室除转播重要新闻外,每天都要播出“老三篇”和有关语录,以及“十六条”和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重要文章社论。2 、除组织红卫兵观看电影、戏剧外,还组织业余艺术团体和20 多个单位与附近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慰问演出。
    据统计:修武县自建站以来,共接待红卫兵5280 人.其中外省1 173 人,本省1638 人,本专区2469 人,另有本县281人。
    三、红卫兵大串联产生的根源及造成的后果
    (一)红卫兵组织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青年学生被视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出力量 。正如《 党的建设七十年)( 1921 一1991 )中所述:红卫兵为盲目的政治热情所支配,四处串联,杀向社会,到处炮打党政机关,批斗所谓的“走资派”。正是受这种“热情”的驱使,他们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动乱和危害。如修武县的红卫兵组织,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有恃无恐,先是走上街头破“四旧”,批判“牛鬼蛇神”,尔后,在县城大街进行批斗“黑帮”,大批干部和职工被挂黑牌、戴高帽、涂黑脸,五花大绑着沿街游斗。闹的人人自危。如今许多被批斗过的老同志提起当年的遭遇,仍然是不寒而粟。1967 年1 月下旬,受狂热的激情支配,修武县一中“造反派”组织冲击县委,要搜查县委机要室,县委副书记陈修道挺身而出,说:“墙上贴着党中央保护机要室的通告,谁敢冲击,就是反对党中央!”。“造反派”的目的没有得逞,恼羞成怒,遂将陈修道裹持到新乡进行围攻,将其迫害致死。
    (二)红卫兵大串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在此期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大批教师受到批斗,学生四处游走,正常教学根本无法进行。此外大批学生涌向社会,散布在全国各地,给社会造成的压力和重负可想而知。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青年学生以及各造反派组织从“文斗”逐渐演化为“武斗”,尽管党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返回本地上课、派工作组尽快驻进学校管理学生工作等等,其局势仍然无法控制。所有这些,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尤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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