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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村志编纂讲座之第一讲
更新时间:2015-12-1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地方志

 

毛主席与地方志

毛主席非常重视全国各地方志的阅读。他认为方志详细记载了各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各地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代,每到一处,毛主席都会搜集当地的方志,认真阅读,以此来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地理情况、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

毛主席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攻下兴国县城,毛主席在县图书馆住下,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主席得到清代续修的一部8卷集《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毛主席仍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毛主席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来。毛主席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他说的“战利品”是指地方志书。

建国后,毛主席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一次,毛主席到汕头市,就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还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

1958年3月,毛主席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认真阅读。以后还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1959年6月30日清晨,66岁的毛主席上庐山,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主席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裕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则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说到这里,毛主席转身对周小舟等人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毛主席还饶有兴致地又讲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历史上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有时,毛主席了解的某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该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中记载的一字不差。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地方志

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注意查阅当地志书,以了解当地历史情况,作为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借鉴。

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重视对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1956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成立了全国修志的指导机构——地方志指导小组(现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随后开展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修志工作。强调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鉴古观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省前夕,周恩来专门指示前线部队,要保护好以收藏明代方志和善本书而著称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个藏书楼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做到古为今用。”1959年6月,周总理曾向中国档案局局长、地方志小组组长曾三询问地方志的编修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1961年8月,周总理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江西省有关领导同志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嘛。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不顾余震危险赶往灾区慰问。为了了解当地历史上发生的震情,周总理查阅了当地的县志。9日晚11时,周总理在隆尧县邢台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说:“查了县志,在这里1200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纪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

陈云 陈云对修志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于1985年2月25日欣然命笔,为《中国地方志》题写了刊名。陈云对整理出版古籍十分重视,作过许多指示。他说,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存在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断,损失很大,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抓好。古籍整理还不光是解决标点、注释,这还不行。现在孩子们念书还没有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不懂。要做到后人都能看懂,要译成现代语气。整理古籍还涉及到繁简字体的问题。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到底。根据陈云的建议,国务院于1982年8月23日成立古籍领导小组。

刘伯承 刘伯承元帅很注意利用作战的间隙,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地情,并引证志书事例,教育各级指挥员注意总结经验教训。1945年9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在襄垣县旧衙门所在地召开紧急会议。他开始就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你知道古时候县官用来做什么的?古时衙门,都修一个叫‘退思堂’的地方。意思是县官办完公事,先退到这里,思考当天办的事情有没有差错,能不能补救,所以叫‘退思堂’。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要大家总结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旧衙门的‘退思堂’是思善补过的意思。为什么唯有襄垣改为‘寅畏堂’?昨晚我翻阅《襄垣县志》,才发现乾隆四十七年,县令李家芳把‘退思堂’改为‘寅畏堂’。他认为退思堂有十大弊病,思过不如清心,清心不如寅畏。总之思善补过不如秉公执法,事先思考完善免得草菅人命。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周密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

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新方志编修指明了方向。1983年4月,经中央同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具体负责指导全国的修志工作。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5〕33号文件,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要求各地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检查,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这个报告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表明地方志工作已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标志着全国修志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胡耀邦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历来重视地方志。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湖南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要查阅当地志书,了解当地历史情况和风土民情。1979年7月9日,胡耀邦在中共山西临汾市委组织部李百玉关于《〈县志〉应当续订重修》的报告稿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1983年,他在四川视察时,问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大家都在搞地方志,重庆在搞没有?”“搞重庆地方志的时候,要实事求是。这里是蒋介石的陪都,对国民党也好,对民主人士也好,哪怕是对蒋介石,有些事情也要实事求是,他有办了好事的地方,蒋介石办的也不都是坏的。” 1984年7月30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写信给胡耀邦,汇报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求中央加强对全国修志工作的领导。耀邦对此十分重视,并在要求中央加强对地方志工作领导的后面批了:“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 1987年9月,胡耀邦还为修志题词:“盛世修志”。

董必武  董必武强调要修县志、地区志。认为地方志要“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并且对方志的编纂内容、编纂原则、组织领导及对旧志的价值等作了一系列指示,对修志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61年在福建考察工作时,谈了有关编写新县志的问题。他说:“编史修志是件大事。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对这件事都很注意。……这种旧的县志,不管它的写法怎样,但一般也都反映了那个旧的时代的特点——比如封建社会的特点。我们今天也要编写县志,当然和旧的县志不一样了。……县志是有时代性的。县志的内容必然也应当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比如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材料要广泛搜集,占有了丰富的材料,才有条件选择。材料的来源也是个问题,不能只看机关档案里的,人民群众那里也会有丰富的材料。搜集材料这是第一步,编写的时候再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搞县志,也要搞省志。不要怕搞不好,搞出来后再广泛征求意见,逐渐修正,好的东西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出来的。”

江泽民与地方志

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更加重视新方志编修。江泽民1987年在上海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他特别强调,在各项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且切实抓好”。在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仍十分关心新方志编修工作,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听取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汇报,亲自为一些新志书题写书名,还把新志书作为珍贵礼品赠送给贵宾。

习近平与地方志

“读史可以明智。”习近平爱读历史,透过历史的点滴积累,获取治理的智慧,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现在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他都爱学习历史。通过学习加深对国家、地方历史的了解,更好融入到国家、地方的工作中去。习近平从政的历程中常常调动工作,每次面对新的工作地区,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该地方的《地方志》,从中获取许多感性的第一认识,所以他总能对任职所在地情况有大致把握。

1985年6月,即将任职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通过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林江汀向时任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的洪卜仁借阅书籍,习近平想通过阅读《地方志》以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风情。洪卜仁回忆说:“当时借给习近平同志的书,有道光版《厦门志》,也有我主编的《厦门地方史讲稿》。”

“读史可以知兴替。”习近平读《地方志》,既是对所管理地区的风土人情的了解,也是自己对未来努力方向树立明确的目标,这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989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说:“我来宁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況,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鉴今,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知道过去人类社会种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李鹏 1996年5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新编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认真做好。”

李克强 2015年4月19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